2026年8月的一间录制棚里，灯光亮起、机位就位。主持人把话筒递向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，她端坐镜头前，展开对劳动经济学的阐述。张教授表示，灵活就业带来了劳动者的自由度，这本身可以被视作一种福利。话音刚落，网络舆论立刻沸腾——很多人觉得这是脱离现实的论断；有人说，除了极少数，绝大多数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仍会优先选择全职；还有人质疑，她的子女是不是也在做灵活就业。

把事情还原一下，那期节目讨论的并非空泛话题，而是中国数以亿计的灵活从业者的生存境遇：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，其中平台零工约8400万、外卖员超1300万、制造业零工约3000万。他们很多没有劳动合同、缺乏五险一金，收入波动大，遇到工伤或拖欠工资时维权艰难。日复一日的奔波换来的往往不是闲暇与选择，而是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。

张丹丹的研究领域正是劳动经济学，她做过城乡流动人口、移民等田野调查，甚至获准进入沿海城市的男子监狱调研留守儿童与犯罪问题，听过服刑者的质问与控诉。她的学术履历也很亮眼：人民大学本科、社科院硕士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师从孟昕教授，毕业后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晋升为长聘教授、副院长，拿过博雅青年学者、长江学者等荣誉，主管科研与国内外合作。 千亿球友会

正是这样一条看似“走到学术顶端”的路径，让她那句“灵活是福利”在公众眼中显得格外刺耳。学理上，把“灵活就业等于福利”的结论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：劳动者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。白领在稳定的朝九晚五与自由接单之间可以权衡，这样的灵活性是建立在保障之上的一种补充；但当前中国多数人的“灵活”并非自主选择，而是被市场与岗位结构所逼，被迫退出传统的劳动保障体系。企业高层享受远程或弹性安排是在保障基础上增加自由，而许多零工则是“只有弹性没有保障”的处境，两者之间隔着巨大的现实鸿沟。

数据更加直观：从2015年的约1.2亿增长到2025年的2.8亿，预计2026年将达到3.2亿，占城镇就业的四成以上，年均净增数以千万计。这种扩张更多反映的是岗位供给与制度安排的变化，而非普遍的自愿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仍然偏低：截至2024年底，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仅约7057万，超过半数的新业态从业者游离在职工社保体系之外；灵活就业者还常常要承担较高的个人缴费比例，而收入不稳定使得缴费成为难题。国务院有关报告也承认，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波动和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。

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，张教授应当对这些数字和现实比谁都清楚。在完整访谈中，她其实也提到传统全职与灵活就业之间的权衡：前者有保障但受约束，后者有自由却缺乏保障。问题在于短视频剪辑将“灵活是福利”这一半句放大，激起公众强烈反感；但即便看完整访谈，在一个享有终身教职、稳定待遇和完备保障的学者语境下谈论“自由就是福利”，这种话语仍会被视为与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现实脱节。 千亿球友会

长聘教授、长江学者、学校管理岗位，意味着稳定的收入、完备的社保和相对充裕的退休保障。她不必为明天有没有活干、雨天是否接单或工伤后如何维权而忧心。于是，当她在光鲜的演播室里把“灵活”描述为一种福利时，许多在风里雨里奔波的外卖员、日结工人和平台零工会感到被忽视甚至被冒犯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她当年在监狱里听到的那些质问：坐在书房里的人，你们到底如何看待我们？

张教授长期研究流动人口与其社会问题，但似乎未能深刻体察到：当一个社会将上亿人推入“灵活就业”这个类别，并把它说成是一种福利时，许多人内心的失落与愤怒从何而来。与其在镜头前把学术结论简化为看似光鲜的论断，不如亲自去体验一段真正的“灵活”工作——不是做一次走访、也不是做一次访谈，而是真正去注册平台接单，体验被差评、被扣款、在暴雨天奔波的辛苦；或者去赶日结的短工、与工头讨价还价、体会一天一结的收入和没有社保的风险。更能让人信服的是：在真实体验过没有铁饭碗、没有五险一金、没有稳定退休保障的生活之后，再回头评判“自由是否等同于福利”，结论才会更有说服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