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今年七十三岁，住在城南的一条老巷里，青砖斑驳，藤蔓爬墙，像极了我早已荒芜的记忆。别人问起我年轻时的事，我平日里多是沉默，只有夜深人静、风起窗外的时候，那些曾经的光景才会一层层翻涌上来，带着胭脂、酒气与烟尘的味道，牢牢刻进我的心里。

我是在民国二十八年进了城里最热闹的迎春坊，前后在那儿待了八年。外人只看到我们华服浓妆、歌舞应酬，便以为这是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其实那浓重的胭脂背后，掩盖的是无数被迫、羞辱与无奈。许多难熬的日子我都熬过了，挨打受罚、受冷眼、吃过饥寒，但最让我一生难以释怀的，是那些要同时伺候好几位客人的夜晚——那种被围困与愧辱，比任何苦楚都刺骨。

我十五岁被带进迎春坊，父母在战乱中失踪，孤苦无依，被坊里的苏妈“收留”。所谓收留，其实是用一生换来口饭。年幼时我性子柔弱，长相清秀，不像有些姑娘那样招摇，苏妈便先让我学琴唱曲、端茶奉酒，只接文雅的客人。那两年算是我在坊里少有的安稳时期，虽仍须看人脸色，却至少不必经常面对粗鄙的场面。 千亿球友会

可好景不常，到了我十七岁，迎春坊生意骤然兴盛，军人、官员和富商都频繁来往。苏妈只看重钱，不顾我们的处境，客人要几个便叫来几位，我们从此常常要在一间厢房里应付三四个，甚至更多的男人。外头的喧闹遮掩了厢房里的窘迫，旁人只看见我们被簇拥着笑语盈盈，却不见那方寸之间的压迫。

单独伺候一个客人时，尚能把握分寸，用笑容和曲艺支撑起一夜。但一旦面对三四个陌生人，一切体面都被撕碎。来寻欢的男人多半仗着权势与钱财，眼里根本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。几个人凑在一起，更放肆无忌，言行粗俗，丝毫不顾忌我们的羞耻。有人拉扯、有人叫嚣，指令混乱，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他们的随意。

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次，是深秋的一个雨夜，寒意穿骨。坊里来了一群军部的客人，八个人一齐包下二楼最大的厢房。苏妈领着我和另外两个姑娘进去时，笑里藏着算计，低声嘱咐我们务必讨好客人，不可得罪。房里灯光刺眼，酒气与人体的汗臭扑面，三个人应对八个男人，从头到尾便没有退路。 千亿球友会

屋里喧哗不止，猜拳、哄笑、敲杯声此起彼伏。那些男人毫无规矩，左拉右扯，嘴里言语下流，手也不安分。我们只能站在一旁端酒递烟、逢迎笑脸，连稍作躲闪的机会都没有。客人兴趣一来，便随意发号施令：一会要弹琴，一会要唱曲，又要劝酒、又要陪笑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哪有半点怠慢，便会招来冷眼与斥责。

那晚我手忙脚乱，迟了一步没及时斟酒。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当场一怒，将桌上的酒杯一把扫落，琉璃碎裂的响声让整个房间安静下来。他用粗暴的口气骂我是个扫兴的死人，要我立刻滚出去，如果不伺候就别挡道。我的心像被绳子勒住，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掉下来。那时候，哭不但无助，反而会招来更狠的惩罚，还可能连累同伴挨骂或遭受更苛刻的惩处。

多人数目的折磨，不在于劳累，而在于无处可退的羞辱。单对单时，还能偷偷避开过分的亲昵；人多围坐时，借着酒劲，他们会竞相起哄，变着法子把我们玩弄当笑柄。轮番敬酒、被当众调侃，甚至被拉扯着做些无法抗拒的动作，根本没有遮掩和反抗的余地。我们只能僵着笑脸，任由他们取乐，连抬手遮挡的权利都被剥夺。 千亿球友会

同坊的阿翠性格活泼、善于应付客人，平日里鲜少出错，可她也最怕这种多人场面。一次有六位富商同时点了三位姑娘陪酒，酒过三巡后众人越发放肆，左右拉扯，劝酒声、笑闹声混成一片。阿翠被两个人同时拉扯时一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酒水溅湿了人家的衣襟。客人当场怒火中烧，暴骂不止，苏妈来了两句赔礼后，却把阿翠关进柴房里，冷落饿了一天一夜，作为“教训”。

我见过太多像阿翠那样的姐妹，在那样的夜里被逼到尴尬和绝望。她们被当作消遣的玩物，被人当众羞辱，伤口深刻却无处诉说。如今我年老，走在旧巷里，偶尔听到风吹过枯藤的声音，便想起那段压在胸口的岁月。那些夜晚的恐惧与屈辱，像酒气一样挥之不去，成了我一生无法完全忘却的阴影。